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苏轼行经湖口（今江西九江湖口县），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，顺路游访了位于此地的石钟山。由此诞生了一篇千古名作《石钟山记》，讲述了自己探究石钟山得名缘由的故事。有趣的是，对于石钟山得名的探索，前有古人后有来者，竟持续了一千多年，苏轼只是其中的一个“过客”。 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探险家，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。《水经注》记录了他的观点：石钟山下临深潭，微风鼓浪，水石相搏，声如洪钟。在他之后，唐代贞元十四年（798年），隐居庐山的白鹿先生李渤寻访石钟山，在水潭中遇到两块石头，叩击之后皆发出声音，一块清脆响亮，一块厚重模糊，停止敲击后，余声经久方歇。因此作《辨石钟山记》一文，认为这才是石钟 山得名之由，郦道元错了。 与两位前辈相比，苏轼更具探访精神，月明深夜，在山石“如猛兽奇鬼，森然欲搏人”的恐怖氛围中，苏轼乘舟直至绝壁之下。所见也因此别有气象：山下多穴罅，水波涌进，有“噌吰”之声如钟鼓不绝；且大石中空多窍，与风水相吞吐，有“窾坎镗鞳”之声。二者相互呼应，苏轼恍然大悟。 在《石钟山记》中，苏轼感慨道：“郦元之所见闻，殆与余同，而言之不详；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，故莫能知；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。此世所以不传也。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，自以为得其实。余是以记之，盖叹郦元之简，而笑李渤之陋也。”苏轼探求得来的缘由，和郦道元差不多，但更为详细。然而，当苏轼提笔嘲讽李渤时，或许想不到数百年之后，自己也会沦为他人嘲讽的对象。 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周必大泛舟湖口，他发现石钟山由南北两山构成，分别称上下钟山，上钟山有一石高四尺，扣之硿硿然；下钟山有一石宽一丈多，叩击有声，其他石头却不行。因而周必大认为李渤之说或有根据。 直到此时，人们均认为石钟山是因声得名，只是对声的来源分为两派：风水石的共鸣发声说，石头叩击有声说。到了明清，有人更进一步地提出另一类观点：因形得名。 仍旧是地理学家打了头阵。明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，地理学家罗洪先经过湖口，此时湖面尚未涨水，山麓尽出。罗洪先沿山麓攀爬，又入其中，发现此山里里外外都像钟的形状。原来如此。于是他批评苏轼没看 到全景，难怪有失偏颇啊。 清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大将彭玉麟在与太平军征战之余，也颇有闲情逸致地追复先哲脚步，来到石钟山。彭玉麟发现：“盖全山皆空，如钟覆地，而上钟山亦中多空洞，且山势上锐下宽，似宜以形论而不以声论。”两年后，彭玉麟和曾国藩再度登览石钟山，曾国藩作了一番“打脸式”的评论：“东坡叹李渤之陋而不知坡亦陋也。” 彭玉麟的总结，给持续一千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，但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区区一座石钟山，古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探究其名称来源？有一个与石钟山有相似的故事。 重庆下辖有一个大足区，“古昌州地志”解释说，当地土地肥沃，人民生活美好，以至于身体肥胖，连脚也大了，故称“大足”。这个解释无论怎么看都令人觉得奇怪。有道是“尽信书不如 无书”，明代时就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。此人名为郭子章，隆庆年间进士，好出游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可谓徐霞客的先行者。当他来到大足时，县令道出的说法和志书完全不一样：这里土地贫瘠，人民贫苦，以至于经常逃避赋税。之所以叫大足，或许是因为山中有巨人足迹。这个说法也很不合情理，郭子章在翻阅了一番史料后，终于获知真相：唐代武则天时有年号为大足（701年，使用了10个月），此地正是唐代所设置，故而以此命名。 无论是石钟山，抑或大足，其实都凝聚了同样的内核：地名来源。早在东汉初年，史学家班固撰《汉书·地 理志》时，就对一些地名的渊源做了解释，如瓜州得名于“地生美瓜”，这是人们探究一地之名的开端，此后，这一精神得到了后人的继承和发展。到了明代，一部阐释地名渊源的集大成之作诞生了——《郡县释名》，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郭子章。此书第一次 将散见于地志、官私史书、档案中的地名解释，汇编在一起，同时进行综合研究，探求地名发展的规律。 可以说，地名的本义固然重要，但对其本义的探索，从另一个维度彰显了地名的价值。正如一位学者所说，“（探索地名的古人）在地名丛中洒下了辛勤的汗水，给地名注入了无限丰 富的文化内涵”。 本文节选自《中华遗产》杂志2018 年 09 期《石钟山之名 苏轼的误会》 撰文／苏蘅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@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。 另外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搬家了，新公众号搜索“遗产娘”即可关注。